一条好汉——缅怀恩师石声汉教授

  • 发布日期: 2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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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旅途中,领路人的影响十分大,领路人中一是父母,二是老师。从小学到大学有很多老师给了我多方面的教导,至今铭记在心;从教授知识到做人,从言传到身教。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就是教“植物生理”和“生物化学”的石声汉教授。   1956年秋,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进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入学后,在宿舍楼板报栏里看到系里多位著名教授介绍,其中最醒目的,一位是中科院学部委员虞宏正,一位是生物化学家石声汉。   初次见面,石声汉给我留下了怪老头的印象。我至今记得,国庆节过后,天气凉爽宜人,人们大都只穿两件单衣,我在校园公告栏前,却见到一位与众不同的老者,身穿一件浅灰色传统厚长衫,耳朵上戴着一对毛耳套,还戴着口罩,只遮着嘴。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身体不大好,怕冷。我很好奇,便走上前去仔细端详:清瘦的面庞上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留着一缕山羊胡子。这个人是谁?正好旁边一位高年级同学看到我那好奇的样子,轻声地告诉我:这就是石声汉教授。   “首先承认自己无知”   到了二年级,石声汉先生给我们主讲“植物生理”课,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上课前在讲台上放一个藤椅,他可以坐着讲课,但他一般尽量站着讲。他的板书一丝不苟,写出的字多为繁体,工整清晰,看着他写的字,简直是在欣赏书法艺术。他也偶尔在藤椅上坐一坐,还要转身过来板书,有一次转身快了一点,身子一摇,倒在了讲台上。这可吓坏了同学们,赶快把他扶起,请来了校医急救,之后送回家休息了好几天。   20世纪50年代,学校多数课程都没有统一的教科书,一般都由主讲老师编写讲义,石声汉先生开课后,没有立即发讲义,我们只能在课堂上记笔记。他讲课语言简练,用词确切,逻辑严谨,如果完整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但是他的声音比较小,基本上不重复,虽然语速较慢,但要完整地记下来还是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求尽快发讲义。一次课后,五六个同学又问石声汉先生讲义之事,先生说:“关于‘植物生理’讲义原来有一份,但是我觉得还不完善,所以未给大家发放。现在有些人,只是一知半解,就要著书立说,误人子弟,太危险了。”最后他加重语气说,遇到不懂的东西,“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然后好好去学!后来,“植物生理”讲义还是发给了大家,拿到讲义后,大家读到的不仅是植物生理的科学知识,更像是读到一部文学作品,爱不释手。“首先承认自己无知!”这是高规格的做人原则并伴随我一生。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学校基本停课,要种试验田,系上召开全体师生誓师大会,“丰产指标”要保证达到亩产小麦几万斤。我想,按照石先生的教导,这个事情我没干过,世界上的人也没干过,都应该是无知的,可是系上这几百人却“信心百倍地”异口同声地“保证”达到此目标,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无知的!就在那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我保证不了!这是全世界都没达到的指标,我没有这个本事。‘争取’可以,‘保证’不了。”究竟能不能达到几万斤的产量?一些同学去请教石声汉先生,他详细计算了一亩地如果能产万斤小麦的穗数、粒数和重量后说:“头重脚轻,必然倒伏,倒伏必成瘪粒,哪里来的万斤?”在众多“能工巧匠”的精心培育下,第二年夏收前,田间的景象完全是石先生的预言:倒伏、青干、瘪粒。这时,既听不到慷慨激昂的“誓言”,也看不到“不可一世”的面孔了,最后究竟达到多少产量,也没公布;但说了实话的我,从此“反对大跃进”和“候补右派”的帽子就戴在头上了。可是我从不后悔,我履行了石先生教我的做人准则,对得起科学和良心,我为是他的学生感到骄傲。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开始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石先生“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的教导始终是我科研工作的“指南针”。我先后承担多项环境研究课题,面临着多种自己不懂和不熟悉的东西。但我思想上没有压力,因为我“无知”,所以虚心向老师和同志请教,查阅有关资料,多做几次试验,多动脑筋琢磨琢磨,问题也就解决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充分享受到“无知”的舒心和快乐。   “你们都成石声汉就好了……”   大跃进开始前,石声汉先生《齐民要术今释》四卷本完成后,辛树帜院长主持,在三号楼展出了石声汉先生古农学研究成果。同学们看后,震动不小,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贾思勰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在一千四百年前写的《齐民要术》这么伟大。看完展览后,大家非常振奋,感到很自豪;同时议论最多的是石先生是生物化学家,怎么有这么深的语言文学功底和如此渊博的科学知识,吃透这么古老难读的古籍?怎么如此精通外语并把它介绍到国外去?从此同学们心中有了一个深刻的记忆:我们学校有一个不平凡的人!他叫石声汉。   不久,大跃进、大批判、大辩论开始了,学校要批判“崇洋媚外”“厚古薄今”。批“厚古薄今”,石先生这么明显的“靶子”能躲得过去吗?于是,在四号楼4129教室举行了石声汉批判会,到会师生不少。先由石先生说明为什么要搞古农学研究。石先生说,他在国外听到,这个发明、那个创造都是外国人搞的,他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这么多的科学成就,这么高的技术水平,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叫他们看看,长长中国人的志气!这时候同学们嘴中不说,心中都很佩服这个瘦老头的志气!接下来几个外系同学拿着预先写好的稿子在台上念了起来,因为他们就没读过《齐民要术》,因此稿子念得磕磕绊绊,大家听得不知所云。正在这时,辛树帜院长拄着拐杖气冲冲地奔上讲台,舞动着手里的拐杖大声疾呼:“你们知道石声汉是谁?我从他十二岁看着他长大的……”接着辛树帜院长讲述了石声汉先生从小家庭如何贫寒,如何勤工俭学,怎样品学兼优公费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又如何敬业执着,成绩斐然等等,如数家珍,同学们听得入了迷。这时整个会场的气氛不是批判会而是表彰会了;被批判的人不是被否定而是被敬重且留在人们的心目中。会议的主持者没想到把会开成这样,赶紧上台,阻止辛院长讲话,最后,辛院长又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要都成了石声汉就好了!”然后拄着拐杖愤然而去。   会后,在年轻人的心里,什么是“厚古薄今”没什么印象,而两位师长之间的情谊如此之深,却打动着每个年轻人的心:“我能成为石声汉吗?我真的成了石声汉该多好啊!”在这个会上,被批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一条好汉——石声汉;一面旗帜——辛树帜。   “做实验,没做一百遍,就说你会了?”   1958年,大办工厂,我干的工作是从稻壳中提取糠醛,在这个过程中残留很多焦油,如何处理这些焦油,我去请教石声汉先生,他反过来问我:“你做过酚酞滴定吗?”我一听就知道,有文章了!我本来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做过”,可是我知道这不是他要求的答案,他的话里有话。石声汉先生看出了我的心理,对我说:“做实验,没做一百遍,就说你会了?”学校里课堂上的实验,教的是方法,做完这些实验,过程知道了,但真正要掌握它,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最终才能掌握,这时才能说会了。这次的请教对我的触动太深了,它和“无知”的教诲是一样的,体现了先生对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在环境科研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了反复试验这一原则。从事硼污染研究,先后采样分析3700余样次,取得的成果解决了多年未了的污染纠纷,课题先后两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   学外文要多写并反复修改   1960年秋,我大学毕业了,根据“政治表现”,被分配到处于沙漠地区的沙苑农场。工作是背着行囊住在生产队里“整风整社”,外带着统购统销收鸡蛋。原来满脑子的“专业”“抱负”变成了一片茫然。一段痛苦的思考后,我觉得光阴不能虚度,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干什么?学外语是可行的。于是我工作在哪里,就把辞典和俄文书带到那里,人不寂寞了,情绪也平静多了。   一次,我回西安探亲,在外文书店买回一本俄文版《作物的生物化学》,内容十分丰富。但有关此书的背景资料我并不了解。这时,想给石声汉先生写信,但又怕干扰他繁重的研究,而且他的身体又不好。反复纠结中,我与同班同学汪文魁给先生写了信,问及这本书的有关情况。时隔月余,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主要内容如下。   文魁寿岩两位同学:   关于《作物的生物化学》所提问题重复如下:书是好书;听说已有人译过,但何时出版很难说定。目前纸张和印刷能力都还相当紧张,可能要先紧教学最需要的教材先印,然后才能排到参考书。你们为了练习翻译,用它做材料很好。对翻译,我过去有一个看法是:凡翻译者没看懂原文时,读者便无法读懂译文。现在还是这样想,许多朋友也有同一感觉。   学习外文我没有什么好经验。还是中学读书时从所读的《富兰克林自传》里得到一点启发:要学会写,先得多写。富兰克林的办法是把一段好文章的大意摘记出来,根据自己所摘记的和原文对照,把不符合的地方,用记号记下;过几天,把做过几号的地方修改一遍,再和原文对。这样反复几次,写过多篇后,写的技术就进步了。我自己就用译过来(译成中文),再译回去(译成外文),反复改正几次的方法,得到一些提高。可能这方法对大家还有点用处。                                         石声汉
                                       1961年4月1日   收到先生回信后,知道他支撑着病体指导学生学习,更感师生情谊的温暖,孤独感减轻了许多。之后,按照先生的指点,我投入到外语学习中。1962年秋,我翻译了俄文版《无机肥料及其应用》,大约9万字。改革开放后,参加高级职称外语考试,当年学习外语的效益显示了出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复习,自己以94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   时间又推移了三十年,当年的学生已年逾古稀,但老师的容颜清晰可见,老师的教诲和要求铭记在心,对老师的怀念之情也更加深远。   2009年清明节,我的同窗好友赵文明(石声汉先生的研究生)、李宝山和我一同来到杨凌,拜访了石先生的三位子女:定扶、定桓、定朴,并一起到新建成的杨凌墓园给石声汉先生扫墓。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社会环境稳定,人民生活步入小康,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先生追求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已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国策,在祖国大地上变为现实,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商寿岩)                             写于2009年5月28日     商寿岩,男,1936年3月出生,北京市人,高级工程师,196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先后在兰州军区兵团农师四师、西安市郊区环保监测站、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曾任《陕西环境》主编。1996年退休。献身水利科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