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辛树帜

  • 发布日期: 201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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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树帜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所创的辉煌业绩永垂史册。先生的高风亮节永远令人怀念。在先生重返西北农学院二十多年里,我尊先生为严师,先生视我如门生,厚爱有加,教诲难忘。现仅就耳闻目睹和记忆所及分述于后。 心 系 西 北   先生是在“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来到西北的。目睹陕西1929至1931年大旱以后,赤地千里,农民逃亡的荒凉景象,先生就以战略的眼光指出,建设西北基地,为抗击日寇侵略作准备,变浩瀚的沙漠和广袤的黄土高原为绿洲沃壤,并提出了水土保持问题,以期从根本上改善西北生态环境。重返西北农学院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即联合西农专家学者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高等学校设立水土保持专业的提案,以期成为培养这方面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基地,后经批准,首先在西农成立了水土保持专业。   筹办西北农学院是先生规划西北教育事业的得意之笔。先生认为,农业技术科学是为农业经济服务的,系科设置应该设农业经济系。先生十分重视教学实验场建设,成立了农、林、园、牧四场和植物园。对外与农村广泛联系,推广科学技术;对内供教学实习,更重要的是培养师资。畜牧专家刘荫武教授曾告诉我,他毕业留校任教,先生要他去畜牧场当技术员,告诉他先当几年技术员,有了实践经验再送你出国留学,回来再去教书。刘荫武由此起步,成为著名畜牧专家,在奶山羊培育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教授的科学研究也是从农场起步的。   1950年,怀着对西北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极大热忱,辛树帜先生回到了他曾经筹建并任首届院长且阔别十余年的西农。他一到校,就察看了各行政组室,看望了众多的教师。四处走访察看以后,先生虽感十多年来学校面貌依旧,但可喜的是学校获得新生,为发展有望而感到高兴。   先生主张,西农要按照农业科学的内在联系构建专业设置体系,反对割裂和残缺。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农水利系和畜牧兽医系并入其他院校,先生对此持有异议,保留了少数教师。一次,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学校视察工作时,先生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不久,西农又恢复了水利系和畜牧兽医系,现在已发展为学院。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农曾归陕西省领导,陕西省曾建议改校名为“陕西农学院”。先生坚持面向西北,不改校名,改名之议,遂作罢论。这些都证明了先生的远见卓识。   先生在西北辛勤耕耘数十年,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像万里长城那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没有留下拂引着人们西进的左公柳。然而他放眼西北、热爱西北、心系西北和建设西北的博大胸怀和无畏精神,功垂千秋。 师 生 情 深   聘任优秀教师是办好学校的关键,这是先生一贯的办学思想。在艰苦的大西北,先生先后两次执掌西北农学院,到任不久,就有多位全国知名学者纷至沓来。他们到西北不是朝着优厚的待遇,而是有感于先生强烈的事业心、德高望重和待人的至诚。   老师要以至诚之心爱护学生,也是先生一贯的办学思想。先生关心学生,奖掖后生,常为学生的成就而欣喜。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先生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回来,高兴地对我说:“赵洪璋在这次大会上发了言。发言时毛主席坐在前排中央,正对着讲台,我坐在主席身后。主席听着洪璋发言很高兴,指着洪璋对坐在他身旁的刘少奇说,给他一个博士。”先生说到此处,表现出激动的神情。以后赵洪璋教授对我曾讲述过此事。他说:“那次大会上我发言以后,到了会议中间休息时,刘少奇召见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丹麦考察小麦,我表示听从组织安排。”少奇说:“那好,你回学校,听候通知。”回校不久,我就接到访问丹麦的通知,去了丹麦。后来,赵洪璋以从丹麦带回来的麦种作亲本,育出“丰产”系列小麦良种,先生对此更加高兴。   享誉国内外的植物生理学家、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是先生的高足和助手,以后并肩致力古农史研究。石声汉对先生师礼有加,但在学术上并不拘泥于师承而有个性发展;先生对石则是推崇备至且全力支持。石声汉先生整理校注《农政全书》殚精竭虑,十年寒窗,在“文革”前完成,而不幸于“文革”中病故。先生为出版这部书费心劳神,“文革”后期即着手组织人力校订原稿,要我参加此项工作。我以力不胜任且已不在西农而婉言推辞,并推荐了几位谙熟农业古籍的老教授玉成其事。先生采纳我的意见并报院领导审批。随即由十位老教授及原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姜义安先生开始校订工作,三年而成。先生以八十高龄亲自去上海与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出版社同意出版,就是觉得篇幅过长,要我们将石先生原稿删掉一半或三分之一,才给出版。”我说,那个容易。只需将石先生校注整段圈掉,不要涂抹,以备将来全部出版,留下的付印。先生连声说,好!又经过一段整理,《农政全书校注》终于交付印刷。 大 智 若 愚   1950年先生重返西农。在第一次与全院师生员工见面的大会上,当时任秘书长而后为副院长的康迪介绍先生说:“几天来我和辛先生接触交谈,感到他有一种忘我的精神,大公无私,有强烈的事业心。”先生初次给人留下的印象,正是他高尚的思想品格的自然表现。   先生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中也是如此。先生曾说:“我以前曾身兼三职(是指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兼中央大学教授),一月拿900银圆,这比资本家还拿得多。我不爱钱,不积攒钱,也不胡花钱,但钱都用完了。”先生第一次执掌西农时,他的每月工资存会计室代管,学生、教师和朋友有困难向他求援,就写个条子:“在我工资项下支付”。有时工资支完了,还照批不误,听会计说工资已经支完,才罢手停批。不久,又照旧。所以工资存款项下常是赤字。先生到底接济过多少人,谁也记不清楚。   先生酷爱买书,用自己的钱见好书就买,以后都送交学校图书馆,其数量相当可观。先生请客吃饭,客到了就吃,吃完就走。应邀就餐的客人相觑一笑,各自支付餐费。每逢先生邀请吃饭,知情者都相互提醒不要忘记带钱,这样习以为常,并不以先生为吝啬,只说不拘小节就是了。先生晚年也常上街买菜,拣好菜就将钱包交与摊主,让摊主取钱,取多少是多少,从不论价数钱。相熟的人们都说先生不知钱数,不会数钱,未必如此。   先生平日生活简朴。居室陈设十分简单,卧则木板床,坐则破藤椅,陈列除书籍外别无他物。卧室无暖气,寒冬不生火,为御寒常以棉被垫藤椅,裹膝而坐。他曾对我说:“人到老年瞌睡少,睡一会就醒,醒了就起来看书,困倦了再睡,常一夜起来几次。醒了不能再睡,睡着是个痛苦。”衣着更不讲究,夏则一身布制服,冬则一身布棉衣,居家外出一个样,从无华饰。对此偶有“衣衫不履”之讥,说衣着不整;也有不虞之誉,说性情洒脱,不拘小节。对饮食也无偏爱,家常便饭似乎已满足了。喜吃猕猴桃,常委托农民在秦岭北麓成筐采集送上门来。那时人们还不认识猕猴桃的营养价值,极少有人食用。先生送我一包说,这种水果含维生素十分丰富,你也尝尝,可以多食。老年时,先生喜食肥肉,一次可食两盘红烧肉。我说,老年人不应多食高脂肪的食物,以防血管硬化。先生说,你别信那些话,人的感觉就是一架灵敏的测试仪器,想吃什么就证明身体需要什么,你就吃什么,无妨。这可能就是先生的养生之道。   先生无特殊的娱乐嗜好,一生不吸烟,少饮酒,喜欢看足球赛。先生晚年的健身运动就是走路,午休起来以后,走十里路,并说:“我不走路就没有我了!”一直坚持到举步困难的时候。 执 着 追 求   同先生相处,深感先生身上有一股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力量,不懈进取,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文革”中,先生和我同陷“牛棚”,同被“兵管”,编在同一小组。我住大牢,先生住隔壁小牢。一次我去看先生,只见小牢水泥地上铺一张芦席,席下垫着麦草,席上只有一方折叠的棉被。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先生盘膝坐在芦席上,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先生说:“他们有几个人老跟着我,怕我自杀。我自杀很容易,我是高血压,只要用报纸在头上一敲,就没有我了!但我不自杀,我为什么要自杀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先生被解放以后,即着手谋划出版《农政全书校注》和编写《水土保持概论》等事。“文革”后期,先生抱病到西安,住在人民大厦前楼二层。那天我接到赵世江大夫电话说:“辛院长来西安看病,在人民大厦已安排好了,院长执意不住,要去你那里,我们谁也劝不住,现在自己下楼走到院子里了,你赶快来!”我急忙驱车前往,见先生坐在前楼大门的台阶上,等着我,要跟我走。我看先生体弱无力,暗自难受而担心。几番劝说,他才回到二楼住室。先生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时间太宝贵了!他们要让我住在这里,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恼火得很!我要住到你那里,你送我到外边看看新的东西。”无奈,就移住到我所在单位简陋的招待室,晚间我几次陪先生简短聊天,并送去线装大字本的《唐诗别栽》,以慰寂寞。我既担心先生的健康,唯恐出现意外;又感于先生以垂暮之年竟对新东西如饥似渴的执着追求而感慨不已。   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先生所关心和向往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是可以告慰先生的。现在,当人们谈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环境保护和国土整治的时候,在谈论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农业的时候,在谈论我国中西部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立言在先,并为之终生奋斗,由此我们不能不敬佩先生的先知、先觉和先驱!   先生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所创的宏伟业绩是永存的,先生的足迹将给后人留下许多启迪。而先生崇高的道德风范,则更为后人所深深思念。正如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过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一代宗师,永垂不朽!(杨笃)                                        写于1996年7月   杨笃,男,1923年出生,陕西凤翔人,194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经系,后留校工作,曾任农经系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办公室主任。1976年调任西安基础大学(今西安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