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作新疆农垦科教事业创业的先锋---原塔里木农垦大学首任副校长王三校友的回忆

  • 发布日期: 2007-01-31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部队在王震司令员的指挥与率领下,解放了西北农学院。为全面解放大西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西进,同时欢迎西北农学院学生随军参加工作团。进军新疆前,王震司令员曾亲自前往陕西武功(今杨陵)张家岗,在西北农学院招收了101名学生入伍并随军进新疆。历经锻炼和考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新疆地区科研、教学和党政管理岗位的领导和骨干。这里介绍的原塔里木农垦大学首任副校长王三校友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母校也因他们而自豪。 
                                            ——编者

  在西北农学院学习四年,毕业参军,离开母校已经五十年了。参军及随王震将军西进新疆,投身到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伟大事业之中,风风雨雨几十年,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母校建校50周年、60周年纪念,我两次应邀返校参加庆祝活动,见到了我当年的老师和同学,目睹了母校的发展与变化,心情非常激动。几十年来,自思没有辜负母校对自己的培养与教育。在母校解放五十周年,建校65周年之际。谨写此回忆录,寄给母校,也是学生对母校的一份汇报

参  军

   我原名王民三,现名王三,1925年6月生,于194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艺系。
  西北农学院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1949年5月20日,西农解放,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迎解放军,王震司令员等解放军高级领导亲临学校与广大师生一同庆祝西农的解放。王司令员在大会上号召进步师生参加解放军的行列,向大西北进军,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我是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奉团组织的指示,带头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参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进  疆

  酒泉解放后,新疆和平起义,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的失败。1949年10月初,当时已是秋风凉的时候,又听说越往西就越走越冷了。为了冬季行军的需要,我们军政治部给每人发了一市斤棉花,准备把单被改造成棉被。我的被子还没缝完,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我立即到军后勤部报到,说有紧急任务。我就拿着缝了一半的被子到了后勤部。后勤部李秉仁副部长一见面对我说:首先是介绍信来,介绍信走,没有介绍信若要回政治部,我就认为是开小差。接着又说:新疆虽已起义,但国民党部队中的一些反动分子还有叛乱的,新疆学有乌斯满匪帮。我们的部队要剿匪、要平叛、要改造起义部队,还要争取明年搞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条件艰苦,只靠两条腿走不行。我们要组织汽车部队,要很快把我主力部队送进新疆,任务十分艰巨。你就到运输处工作。运输处蒲建国处长给我交代的任务是:“军后勤党委决定,为按时完成运送部队进疆任务,马上组建汽车二队,你到该队任政治指导员。二队编制是60辆汽车,车子都在东教场,你去看看吧!”处长说60辆汽车,哪里有60辆?全部都算上也不到30辆。车型况且不说,绝大部分都是破烂不堪的。除几辆商车外,大部都是两个至四个轮胎,很少有六个轮胎的。引擎盖、驾驶室、车厢板被折卸的乱七八槽,至于机器状况就更提不起来了。况且还只有几十名刚解放过来 的驾驶兵。当时我心想“这样的时间要求,这样的运输任务,这样的部队状况,这样的汽车条件……不行,坚决要提意见,起码的条件总是应该给的吧!”我找到处里,一直找到后勤部。解决的办法是:找车、拼凑、修理、补充。给我发了30张盖有军部大印的通行证,说“这就是车”。就是这般主意,我立即向部里要了几名警卫战士,上路找车(抓俘虏)。抓那些到处流窜逃命的国民党汽车部队的散兵游勇(汽车)、挡车、贴上通行证,就是我们的,就得跟我走。东教场的车,能拼就拼,能凑就凑,两拼一、三拼一都行,实在拼凑不起来的,就设法补充材料,组织修理。这样一来,总算有了二十来辆能待命的车,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就我们的工队继续前进的根据地。
  连队的人员情况比较复杂,除个别早些时候解放过来的汽车兵已当干部使用外,绝大多数驾驶员都是刚刚解放过来的,基本情况尚未弄清,思想情况比较混乱,对国民党归军队还存有各种各样的留恋和幻想,对共产党解放军还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惑疑和恐惧心理。部队情况很不稳定,开小差、夜不归营、在社会上吃喝嫖赌等问题时有发生。再加上我们还没有发军装,大家所穿的都还是国民党旧军队的服装,表面上看去都差不多,同时运输部队任务特殊,人员流动大,车走车回,人面常换,哪些是我们连队的人一时着实弄不清楚。伙房开饭总是不够吃,有时需要做几次饭,就是因为吃饭的人太多,有些根本不是我们连队的也来混饭吃。但是你如果组织开会、学习,反而总是稀稀拉拉没有多少人。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组织学习,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发展党团组织,我们建立自己的骨干力量,部队逐步走上了正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较好地完成任务的力量所在。
  为了按时完成进军任务,中央军委以华东调来汽车部队支援西北。华东汽车一团都是青一色的美国造新大道吉车,这些车都是在淮海战役时,刚刚运到前线就被我军缴获了的。他们这一来,我们的劲头更足了,对完成任务更有信心。1950年的一个早晨,我们和华东一团开展劳动竞赛,运送二军六师部队到焉耆。我代表二军运输处带领40部旧汽车和华东一团的新车同时从酒泉出发了。尽管气候情况恶劣,戈壁滩上真是冻得使人连手都拿不出来,滴水成冰。除运送部队外,还需带足本车队一路所需的柴禾、冰块和粮食(宿营时要先架火化冰才能做饭)。但是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驾驶员基本上都是在戈壁滩上跑出来的,已经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活惯了的。我们经过充分动员和精心准备,充分地调动了大家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发挥了优势。他们都是一手抓着方向盘,一手拿着冷馍馍,边走边吃,分秒必争。尽管我们的车况差,材料少,我们充分发扬互动精神,努力保证途中不停车或少停车。华东汽车一团刚从内地来到西北,他们车况好,材料多,修理力量强,但是对大西北的自然条件和气候状况适应性差,一天要吃三顿应时饭,不吃热饭不行,没有水喝不行,在时间的利用上比不上我们。经过一路风尘,在我们完成任务返回的途中,遇到了后边赶上来的华东一团车队,相差将近一天的路程,胜利地回到了住地。经过几天休整,又组织了第二次大竞赛,仍然是凯旋而归。这就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激励着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坚决执行王震司令员的命令,克服了种种困难,破车创造出了奇绩。到了炎热的夏季,戈壁滩上的地面温度超过了摄氏七十度,白天不能行车,为了保证少爆轮胎,就靠夜行车赶路。有些遇上大风,车子抛锚,就在戈壁滩上公路边的沟里戴上风镜睡觉,不然的话,当你醒来时就会睁不开眼睛。大家就是这样,冬天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夏天又顶着酷暑的太阳,一趟又一趟地奔驰在戈壁滩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不知道战胜了多少困难,尽管这样,同志们都还是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见面总是乐哈哈的。我在这个连队经过了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运送部队进疆的任务,也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艰苦的锻炼,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这段经历也使自己经久难忘。

大生产

  部队进疆以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立即投入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人民负担。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向戈壁滩进军,改造大自然。没有生产工具,就自己动手制造。没有土地,就自己动手开荒。我们都是刚从关内来到新疆,对新疆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规律都一概不知,那就拜当地老乡为师。当时我们只有砍土曼,是我们仅有的生产工具,干什么都离不开它,用它挖地,白天晚上地干,有时趁着月光挖地直到深夜才收工。一天一夜,一个人能挖一亩来地,手上都打了血泡,用布将手包住再干。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开展劳动竞赛,三人编成一个小组,发扬互助精神,两强加一弱。遇到难挖的股泥地和草皮地,就三镢头一个大翻身,将土块一块一块地翻转过来。当一块地快要挖完时,就在地块中间捶一个蒋介石的人头,发动大家解放台湾岛,活捉蒋介石,看谁能先将他的头挖掉。记得有一次我们挖渠清淤修水磨。日以继夜地干,当时蚊子多极了,咬得人满身起疙瘩,其痒难以承受,无法干活,特别是双手用抬把把泥,又无法驱蚊,大家就用稀泥巴糊满全身,用以防止蚊虫叮咬,这办法还确实有效。由于刚开始开荒,还没种出菜来,大伙就用馍馍蘸盐巴水用以下饭。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热情非常高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打下了发展生产的坚实基础,今日的现代化机械化生产,就是在当年那种简单的原始的手工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开展农业试验

  要想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还得靠科学技术。当时我们在生产中因为不懂技术,也曾闹出过不少的笑话。确实,生产中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研究。军首长决定成立农业试验机耕。我于1951年2月就被调到南疆军区直属农场农业试验组当组长,调集了十来名学过农业技术的同志,集中研究当时部队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我主持所作的马铃薯播期试验,解决了马铃薯栽培中提高产量防止退化的问题,得到了涂治教授的充分肯定,对部队的马铃薯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2年成立南疆军区农林试验场,我任场长。当年我主要从事棉花的栽培试验及棉花灌溉和施肥试验,探索棉花水肥平衡、蕾铃脱落以及抗逆、丰产、早熟的规律,总结了棉花丰产技术,在军区营以上参谋会议上作了报告,对全军棉花生产起了指导作用。

办场创业

  随着部队整编,除了部分部队从事国防建设外,大部分部队都转入了生产建设的行列。上级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农场的任务。1953年3月初,我被调到了步兵第五师(王震将军指挥过的三五九旅,即现在的农一师)任生产科副科长。就在阿克苏西南方向约六七十公里的沙棘子新井子一带,有一大片沉睡的荒原,地势平坦,是哈拉第克山边的一片冲积扇。为了向大自然进军,向万古荒原索取粮棉,师党委决定首先在沙井子重点建场。本着边勘测、边建场、边生产的方针,先建设沙井子农场(即现在的农一团农场),这是农一师垦区第一项大的水利工程和第一个正规化农场。垦区距师部较远,交通不便,通讯设备不足。为了指挥方便,成立了建场办公室,我又被调去兼任办公室主任。为了摸清垦区的土壤、植被、盐渍化程度以及地下水状况等资料,以便为农场开发建设、规划设计提供依据,成立了土壤调查小组,由我负责此项工作,我们一共七个人(其中包括我们从八一农学院请来的两位老师)向沙井子出发了。要进入荒漠,必须带上水和粮菜,以及马的草料,自做自食自养。我们一边向荒漠深处前进,一边要靠自己制作路标,随时作好返回时找路和万一迷失方向的应急准备。刚进荒漠边缘,杂草丛生,灌木密集,大小沙包林立,根本无路可走。我们就边走边砍,步步为营。为了找一个标号和判明前后左右的方位,有时就在一块地方上转几个小时,转来转去总是遇到自己创作的标记。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失去联络。就这样边走边选样点,开挖剖面,收取样品,记录土壤质地、分布、植被等有关资料并绘制草图。越往前走,植被越少,空地越来越大,脚下的盐碱壳越来越厚,再走就是一片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边,在阳光照射下的强反射刺激下,眼睛一片昏花。脚下碱壳高低不平,厚薄不匀,像走在乱石滩上一样,有时一不小心,就会将脚踏进碱壳所形成的空洞里,上层硬壳像刀子一样会将腿割破,而下层的似湿非湿的碱土,温度很高而烫脚。有一天,我们正在向着荒漠的纵深前进,忽然感到背后有小风吹来,怪凉快的,回头一看,原来背后的大半个天空已经是暗黄色了。霎时间,黄沙漫天,飞砂走石,本来好好的天气,一下子翻脸不认人。前进不得,后退也不行,想找个像样的灌木丛躲一躲也找不到,只得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任它吹去吧!风过以后,只看着个人蓬头垢面,相应对着发笑。有一位老师感叹地说:“此情此景,在城里头是无法体会的。
  建场办公室成立了,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命令一发布,说实在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想通,再加上自己是学农的,对工程建设是门外汉,况且还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办公室设在哪里?人员组成、业务范围、工作细则等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施工部队就紧跟在屁股后头了。怎么办?只得横下一条心,鸭子上架学着干,从实践中学,边干边学,错了就推倒重来。就这样,越干越感到有意义,慢慢地入门了。
  搞建场工程,除了多方面的技术人员来往较多外,还要和担任施工任务的劳改队打交道。在工地检查施工质量时,有时还要和劳改犯人相接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有一天晚上,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不一会儿,空中浓云密布,雷鸣电闪,哈拉第克山区及灌区上空连成一片,说话间,倾盆大雨下来了。工地离山区很近,坡度又大,紧接着就是山洪暴发,直接威胁着大渠工地及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在建筑物旁的一间破土房里,还存放着上百吨的水泥,还有一部分是散装的,情况十分紧急。立即向师部打电话向师首长报告,但又因风大雨急,电杆被折,电线被拉断而打不通。无奈,我只得越级打电话通知离工地最近的劳改一大队,要他们紧急抽调两个劳改中队,带上雨具跑步赶到工地险区。如再按级通知劳改支队一级一级地转已经来不及了。一大队很支持,大营长、教导员及中队干部带着犯人都赶到了现场,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也都穿着雨衣带着工具及手电筒和劳改员们一起在工地干了一夜。洪水被堵到下游去了,水泥也保住了,当然渠道土方被冲了不少,正在施工的建筑物也被损坏了一部分。当和劳改犯人一起抗洪抢险时,简直就是肩擦着肩,脚挨着脚,天又是那么黑,雨又是那么大,犯人手里都拿着铁锹和砍土曼,而我们思想上的警惕性却忘得一干二净,简直麻痹大意到了极点。事情过后,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哩!第二天,天气晴朗,好像昨晚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我向师首长电话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及处理措施,师首长表示满意,并对我们办公室及一大队的领导进行了表扬。
  开荒的劳力越进越多,工地铺开的面积越来越大,不论是农田规划,还是斗门以下灌排渠道及桥、涵、闸等建筑物的设计,林道路等都必须要按照我们的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因此,我们的力量就有些应接不暇了。同志们真够辛苦的,尤其是我们的许多新同志,他是我们河南老乡,又是我在大学里的同学,当时他是我们技术组的负责人,所以就更显得忙乎。真是经常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半夜过了还不见回来。我们对老许的走路特征都很熟悉,对他的脚步声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步子小,频率高,皮鞋声又响又快。半夜睡醒,听到这样的脚步声,就知道老许回来了。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也是八九不离十。因为所有的条田,所有的灌排及建筑物都要经过我们统一编号命名,所以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还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一提起哪个条田或建筑物,我就马上可以想起它的名字编号和位置,对它们确实是有感情的。

创办农垦大学

  随着塔里木的开发,国营农场一个又一个地建成,对科学技术的期盼就越来越迫切。为此,农一师党委决定在塔里木河畔的阿拉尔,创建一所塔里木河农业大学,为整个垦区培养造就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我于1959年3月由二团团长被调到该校任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当时的农一师师长老红军林海清同志兼校长)。当时学校才诞生五个多月,校舍只是散落着的几排帐蓬、地窝子和五幢土平房。由农一师师直干部队开出了五百多亩土地并种子部分农作物。一切都需白手起家,百事待举。当时学校仅有学员三百余人,大部分是从军垦农场调来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少部分是从河南支边进疆的农村青年。学员的政治素质虽然很好,但文化程度和科学水平却不高。根据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学员的不同经历和文化水平分别编班,既补文化课,又学专业课。当时师生的生活相当艰苦,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窑子,吃的是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教学条件也非常简陋,连个像样的教室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实验仪器了。夏天就以大地为课堂,坐在树荫下讲课和讨论。冬天就在自建的干打垒教室里,把报废的汽油桶改为大火炉,燃烧着从开荒工地上带回的朽木枯枝,将寒风冷气挡于门外,就在这样温暖如春的小天地里向文化和科学进军。尽管如此,师生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积极肯干,奋发向上。就在这开学的头一年,全体师生艰苦创业,不仅在文化科学的学习上取得了好成绩,生产上也结出了丰硕之果,在小面积试验田里,创造了小麦亩产七百五十六斤,籽棉亩产一千三百六十五斤,玉米亩产一千四百余斤的高产纪录。
  正当农大师生用汗水和脑汁在新垦处女地上浇培这朵教育新花时,社会上却刮起了一阵对这些自力更生的新型大学的冷潮热讽。说什么“既无高楼,又无教授,能叫大学吗?”凭什么叫大学?是年纪大,还是个子大?”等等。这些也确实影响了部分师生的健康情绪。但是那些从农村里来,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却都是非常热爱这所新型大学的。来自社会上的,来自上级的种种非议、指责,接踵而至,一时间师生中思想比较混乱,我们学校的几个领导同志左右为难之时,1960年3月,当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同志(后来的国家副主席)视察塔里木,来到了学校。我向王部长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舆论,王部长听了以后,以亲切而坚定的语言,肯定了开垦塔里木两年来的成绩,并对我强调说,你这个学校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学校没有办错,要藐视暂时的困难,发扬南泥湾精神,勇往直前。校名定为塔里木农垦大学。“农业”二字有局限性,你这个学校不能只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因为农垦事业是个综合性的事业,要培养农垦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人才。农垦这两个字,就意味着艰苦奋斗嘛 !又说:我兼任你们的第一校长,林海清兼第二校长,你王三是副校长,一定要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王部长兼校长,不是挂名的,他经常给学校写信指示工作,并亲自过问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及实习安排等。此外,还经常把我叫到北京去向他当面汇报,并多次接见指示工作。他每次来垦区视察,都一定要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指导,我也就成了部长家的常客了。全校师生员工都为部长对学校的高度关怀而精神振奋。我们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王部长的指示,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和“抗大”传统,在戈壁荒滩上教书育人,边学习,边工作,边劳动建校,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农垦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面手新型人才,他们都早已成为垦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学校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难地发展起来了,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受到了农业部、农垦部的表彰。在王部长的建议下,1966年7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了塔里木农垦大学,撰写了《今日抗大》一文,刊登于1966年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学校因此而誉遍全国。《人民画报》、《光明日报》、《新疆日报》也都图文并茂地整版进行了宣传,我也应《北京周报》英文版的特邀,撰文向国外作了报道。我通过这一段工作过程,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办学经验,撰写并发表了论文。
  正当这株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冒出来的新花茁壮成长的时候,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来到了,闹剧愈演愈烈,愈演愈奇,这所对开垦塔里木做过巨大贡献的新型大学于1969年5月被迫解散了。我也被打成了“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在此期间,曾遭受残酷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致残,家属孩子受到株连。虽然后来全部平反了,但身心伤痛一时难以泯灭。

恢复重建石河子农学院

  1973年10月,我接到了调我到兵团农学院(现石河子农学院)工作的命令,当时我被降职使用在农一师九团当副团长,主管生产。我为能又回到教育战线工作而高兴,而九团却再三挽留,经过多磨,于1973年底到农学院报了到。当时的农学院正处于重建与恢复阶段(该校也是1969年5月被解散的),多方面的条件均非常困难,原校舍被占,被迫迁往奎屯农校原址办学。原有的教学实验设备均被破坏或被一分而光。虽然说是“复课闹革命”,而实际上却是重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再加上人事进出调动频繁,接着就是原学校教师归队。多种职能机构也都是时合时分,又建又裁,很不稳定。我负责主管教学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一时工作头绪纷杂忙乱。在这种情况下,我紧紧依靠教务部门和各系队的骨干,将多头无序的工作,分类排队,有先有后,有紧有缓,有破有立,一一整顿,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多种规章制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教学管理体制逐步走上了正规,充分保证了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教学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易后难,先简后繁,逐步添置了多种教学科研实验设备,逐步恢复和建设了一系列的实验室。后又积极组织引进外资,使教学科研设备得以不断完善。由于学校经受了解散、重建与搬迁的多种磨难,我初来到学院时只有三个专业(农学、畜牧、兽医)四个教学班。在那种人少事多,经费奇缺,隶属关系多变的情况下,在办好已有几个班的同时,我组织骨干教师积极从事农机系、水利系、园林系、农经系等多专业的筹备与恢复工作,制订各专业的规划及教学计划,组织调聘教师,编写教材,筹备与实施招生工作,使学校得以稳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向西北五省区扩大招生。积极筹备建设新专业,积极承担国家、自治区和兵团下达的科研课题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教学体系有了突破性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多形式的教学系统。教学秩序日趋稳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师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加强,不少中青年教师先后派出进修或出国留学。这一切都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1979年我作为中国农牧科研教育考察团成员赴加拿大考察(考察期间被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聘为名誉公民),回国后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外国经验,提高了我们学院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和措施,并不断撰写论文,呼呈社会提高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通过工作实践,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了相应的提高,先后获得了高级农艺师和高等教育研究员职称。撰写有《塔里木农垦大学坚持实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必须重视培养农垦经济管理人才》、《开拓大西北,关键在人才》、《论高等学校领导干部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