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1年，祖籍江西南昌，出身贫寒家庭，一生经历纷繁，从民国、日伪、蒋伪到解放，从孤儿学徒到参加人民解放军、上大学、又到工作岗位，体验过农工兵学商各个阶层的生活。1949年18岁多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转南昌市粮食局任仓库主任，1952年我与高玉宝、郝建秀、吴运铎、高潮等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同期进工农速成中学扫文盲补习文化……，1955年高考后进入西北农学院园艺系学习至1959年毕业，从此我的人生进入了新的轨迹。

进入国家轻工业部食品局

1959年我自西北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北京国家轻工业部食品局工作，挂编是食品局罐头处技术员。当时正处在全国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时期，我一时成为轻工部“反右倾运动”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也成为新时代社会上的宠儿。

刚参加工作，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晚会在中南海举行，我作为轻工部的工作人员得以有幸参加晚会并坐在第六排观看演出，见到中央许多大人物——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李富春、蔡畅等，还有来自前苏联胸挂列宁勋章的赫鲁晓夫和魁梧健壮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当年我是首都基干民兵师的战士，每逢喜庆大典的日子，就要列队站在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地方欢呼毛主席万岁。至于见周总理的机会那就实在太多了。当年分管食品工业的邓洁副部长（红军老干部）定期要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汇报生产进度，他总喜次把我带上当“活字典”。外贸部、商业部、轻工部、农业部、粮食部的部长们坐在椭圆形桌子边缘，我等随行工作人员坐后排四周，每次总是身材高大的牛冠山主任主持开会，会前或末尾由总理讲话作指示。每月总有一两次起早去长安街列队迎接外宾——如杜尔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西哈努克亲王……，同时也都能见到周总理。

在中直机关干部下放的年月

1960年春，全国性农业的自然灾害（也有人为因素）发生了。为了扭转农业经济形势，中央决定动员中直机关万名干部下放灾情最严重的川、甘、皖、辽四省农村人民公社开展“反五风”（干部多吃多占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贯彻中央《农村工作60条》。当时，我参加了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会上聆听了周总理、谭震林副总理、国家计委李富春主任、廖鲁言部长等领导关于全国农村形势的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动员说：“……希望参加‘反五风’工作团的同志下去后，艰苦奋斗，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以毛泽东思想和农村工作六十条为武器，花半年左右的时间扭转农村面貌，届时我在北京火车站迎接你们凯旋归来……”

听完总理的报告后，我心情激动，自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是党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年轻的共产党员，应该走在“三大斗争的第一线”，不留恋国家机关的安逸生活，不顾虑妻子怀孕在身，在诸多年轻干部徘徊犹豫之际，我毅然带头报名申请参加农村“反五风”工作团。后组织上确定由我带领轻工部和国家计委一批知识分子青年干部，随水电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开赴华东安徽省。我的工作组成员于1961年4月驻扎在皖南山区黟县际联公社光辉大队。我们进村时，全大队300多户，见不到身强力壮的男子汉。饿死的饿死，外流（去浙江、江西、湖南）的外流，留在村子里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一片悲惨景象。我们工作组刚去时，队长书记也都弃家外流出走了，群众思想有顾虑，不敢向工作组反映农村干部犯“五风”的问题，说农村干部是“永久牌”，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是“飞鸽牌”，半年后就要撤走，怕农村干部回来报复，为了消除群众顾虑，揭发农村干部存在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我身体力行，严格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前，在大学读书，口粮标准为38斤，毕业分配到机关减为32斤，另有1斤黄豆，1斤牛羊肉。两年后到皖南山区农村工作，口粮每月只有大米7斤，陈年红薯干14斤，没有任何荤素副食品，花钱也买不到“瓜菜”。过了两个月，工作组的同志都先后发生浮肿，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组织工作组同志在驻地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学习南泥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精神，既可改善工作组成员的生活，又可打消群众对“飞鸽牌”干部不久就要飞走的顾虑。同时向当地群众访贫问苦，借鉴当地群众度荒的生活经验，带领工作组成员到野外，挖葛根、厥根、厥苗子、采榆树叶、五加皮叶、宁麻叶、松树花粉熬粥，学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吃皮带的精神。提高工作队野外求生存的能力，密切了工作组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这时群众把过去干部搞浮夸，害得他们饿肚子的情况也敢跟我们讲了。半年后，下放在其他各省农村的干部都按期回北京原机关去了，唯独安徽情况特殊，中央说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决定安徽省委地委全面改组，以李葆华为首的中央工作团500人全部留安徽分配工作。一刹时，工作团成员思想混乱，大家都没有长期留安徽工作的思想准备，有的人要去北京上访，有的人要求回原籍上海、杭州、成都、武汉，有的人情绪激动，不经批准擅自回老家，后经过省委集中办学习班，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渐渐打通了思想才逐个安置在安徽境内多个地市工作。我带领的工作组8个成员无一人违反组织纪律，都能认真对待安徽省委的安排。仅在一个星期之内都按组织安排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我被安排在屯溪皖南徽州地委组织部工作）。根据安徽省委对中央这批干部工作安排的情况反映，中组部对轻工部下放干部表示满意，说西北农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觉悟高、吃得苦、能力强。

在食品科学领域探索研究

我在安徽先在徽州地委组织部工作，后在芜湖外贸公司任商检员、还在安庆胡玉美罐头厂工作。以后又到南昌肉类加工厂、南昌市奶牛品、南昌市副食品厂、南昌市粮食制品总厂、南昌市副食品公司、南昌市商业工业科、南昌市食品工业协会等单位工作。结合工作实践，我逐渐在食品加工和食品科学领域进行探索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收获。

20世纪60年代对百年老厂——安庆胡玉美罐头厂的蚕豆辣瓣酱及出口萝卜干作了系统的试验和分析，并制定了生产工艺规程。

文革期间，在南昌市奶牛场（今阳光牛奶产销公司）捱“走资派”下放牛舍劳动两年，期间，对奶牛的饲养管理和预防疾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际知识和经验。

70年代初，对南昌市内80万人口计划供应的糖、烟、酒的安全储藏工作作了一些研究。对集中储存200吨散装白酒于地下酒库不蒸发不渗透的问题，10万大箱卷烟集中储存周年不吸潮发霉问题，300吨砂糖集中存放周年储存不吸潮溶解结块粘袋问题进行过多途径反复试验，取得了有效方法和科学数据。

1983年底与南昌市科技情报局陈晓健等同志合作进行了大量工作，编写题为《如何使南昌市食品工业起飞》的调研报告，1984年6月12日被授予江西省科委颁发科技情报二等奖。

1985年参加中科院牵头组织冶金部有色冶金研究所西北大学联合赴江西地区永丰县进行一个月的全县地矿和地表资源调查和协助地方草拟经济发展规划，执笔向县经委写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县主要领导的赞同。据悉，该县小食品工业产值已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1989-1993年受聘于深圳食品企业工作期间，会同钟志强、王国玉等同志自行设计由村镇机械工实施、手工敲打焊接成一台油水混合炸锅，生产多味花生太阳锅巴、青碗豆、咖喱虾片、香脆芋片等休闲食品时，比采用普通铁锅炸制的产品感观质量好，化学性毒害少，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小，减少油量消耗。并在深圳早期开发“八宝粥”生产线。

80年代起，先后受聘为光明日报社科技服务公司、江西省科技情报所、江西焊江麻糖厂、中国发主建国会南昌市工商联合会、江西省新安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经济技术咨询顾问，为以上单位参加过多次食品科技咨询服务活动，指导生产出麻片糖、鱼杂酱、萝卜干、银鱼干、春不老酱菜等一批绿色食品。

最近我受聘到南方医院营养培训班讲课，按自己拟定的讲授内容编写了一本书——《食品营养与食物中毒》，时隔45年的老部长兼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子端先生还乐意为我出书题词，并介绍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山东烟台市卫生系统邀请我去讲课。母校园艺系王鸣教授亦为我出书写了序。我青少年时代非常崇拜科学家，把詹天佑、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苏步青、杨惟仪、梁思成等人作为自己的偶象，上大学后又对巴甫洛夫、米丘林、谭家桢及母校的赵洪璋、李正德、孙云蔚、刘荫武、周尧、路广明、王鸣、邹德秀等专家崇敬不已，总想自己一生也能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无奈五六十年代大学不多，党员大学生就更少，加上80年代以前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是论资排辈提拔，不讲“四化”条件，除分配到教学和科研单位的党员大学生，一般都由单位负责人安排当笔杆子（秘书）使用。因这项工作不是党员大学生不能干，是党员大学生不干也不行，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党纪处分。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调动非常频繁，一会是参加政治运动，一会是要我去后进单位“打难点”、“啃硬骨头”，一会是“大厂支援小厂”不去也不行，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干部是块砖，那里需要往哪里”，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回顾一生作为，向母校汇报内心自感惭愧。